医疗题材影视作品：帮助我们理解抗疫的艰难时刻

　　电视剧《外科风云》海报。

　　暴发于今年初的新冠病毒肺炎疫情注定会成为当代国人生命历程中的一次深刻印记。人们不仅通过自己的实际行动参与到疫情的抗击中去，同时也切身体会到了疾病给个人、家庭和社会带来的冲击，去思考和总结疫情暴露出来的各方面问题和我们的应对经验。近期，一批脍炙人口的医疗题材中外影视剧和纪录片作品尤为引人瞩目，体现了文艺作品对于人类社会的特殊价值。

　　实际上，近年来我国医疗题材影视作品的创作从未间断。从本世纪初开始，新老文艺工作者就开始关注这一社会生活中重要的领域，用视听艺术的方式来回应现实生活的焦虑与期待，弘扬核心价值观，推动社会进步。

　　在专业领域展现个体成长

　　一直以来，医疗题材的影视作品都是全球性的创作热门。例如，韩国本世纪以来曾播出过《外科医生奉达熙》《赤子之心》《妇产科》《好医生》等诸多具有一定影响力的作品。而英美等西方国家则发展出更成熟的类型化创作模式。2004年福克斯台推出的新剧《豪斯医生》连播八季，次年美国广播公司播出的《实习医生格蕾》更是连续播出16季，并获得了第17季的预定，2020年将继续和观众见面。近年来，《豪斯医生》的主创改编了2013年的韩剧《好医生》，为美国广播公司开发了新的医疗剧《良医》，同样大获成功。

　　进入二十一世纪后，我国医疗题材影视作品也逐渐出现，2005年播出的《无限生机》是公认较早出现的、并在中国电视剧发展历程中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代表作品。作品一经播出就获得了包括医护工作者群体在内的众多观众喜爱，成为了一代观众的集体记忆。这部电视剧由《重案六组》原班人马创作，有效延续了他们针对专业职业领域的制作经验。影片注重典型行业场景的气氛营造，也很好地平衡了有特点的个体角色与群像塑造之间的关系；在内容上不仅兼顾了医护人员的专业生涯和日常生活，同时也刻画出特定时期丰富多元的社会面貌。

　　近些年来，这类电视剧在制作规模和视听水准上不断提升，初步形成较为稳定的故事模式，培养出一定规模的观众群体。不论是《急诊科医生》中由王珞丹饰演的毕业于名校的急诊科医生江晓琪，还是《外科风云》中由靳东饰演的海外学生归来的心脏外科医生庄恕，大多数故事都聚焦于具有显著天分的初入职场的医生，通过他们面临的疑难病例以及纷繁复杂的人际关系来搭建人物完整的成长弧线。对于观众来说，医疗题材的影视剧还普及了关于人体和疾病的科学知识，展现了高端医疗科技的前沿发展。很多观众都是通过这些影视剧第一次直观地了解到很多疾病的致病原理和治疗方案，也对医生的职业环境和专业挑战有了更多体会。可以说，医疗题材影视剧为社会提供了关于医生与医疗的一种集体想象。

　　以现实质感思考医患关系

　　以真实为本色的纪录片有着不同的表现对象和社会价值，医疗话题同样得到了全球纪录片创作者的关注。相对于医疗题材国产影视剧的不温不火，近年来出现了很多内容扎实、口碑优异的纪录片作品，如《中国医生》《手术两百年》《人间世》《业内人士》《生门》等，都在互联网平台上得到了观众的喜爱，形成了观看热潮，乃至于《因为是医生》这类不常见的真人秀模式也获得了可观收视。

　　纪录片具有很强的本土性，关注社会现实是纪录片工作者的重要使命。而医生则是当下中国的焦点职业：一方面，生命对于每个人和每个家庭都重于泰山，另一方面，医生与患者之间很难在专业领域实现信息对等，患者对疾病和医疗的理解与期待常常与现实之间有不小的偏差。这些都让医生这一职业处于风口浪尖，成为各类问题的爆发点，也就自然地成为纪录片青睐的题材。医疗纪录片中的医护人员比医务剧更具有现实质感和烟火气息。他们固然医术高超，但面临的风险和挑战却也更加真实，身体的疲惫和沟通的无奈有时候比疾病带来的危机更加打动人心。例如，已经播出两季的《人间世》少见地在影片中直接呈现失败的诊疗结果，第一集前半段的气氛一直被一场失败的急救所压抑；在《中国医生》的第四集中，外科医生捂着脖子上了手术台，十个小时的手术后必须依赖肩背按摩仪来恢复，这时我们才知道原来医生自己也是病人。

　　纪录片是一种独特的艺术形态，它以记录和表达真实为目标，但是又往往无力真正解决它所暴露出的问题。我们固然不能期待纪录片为现实社会提供直接的解决方案，但它至少能够带领我们深入到真实的场景中，去直面现实的复杂、多元和不确定性，改变我们的简单思维和旁观视角，帮助社会对医疗人员和患者达成理解与共情，进而让我们以更加多元的态度进行沟通，并通过理解和沟通而凝聚成一个更有力量的整体。

　　直面疫情中的社会难题

　　医疗和疾病题材的影视剧不仅为我们提供了戏剧性的情节和逼真的体验感，也为我们在真实生活中如何对待痛苦、如何思考疾病提供了特殊启示，这尤其体现在与公共卫生相关的灾难类型片中。现实疫情中的一些细节和新闻报道常常能够让我们回想起虚构电影中的类似桥段，而这些影视作品也让观众在虚构的假定性中去体会失去的痛苦和人类在疾病面前的无助。

　　《传染病》和《流感》是这些年来关于瘟疫的灾难片中的代表作品。两部电影都为我们展现了因认知有限和主观忽视而造成的疾病的迅速暴发，其中既有专业的声音被压制，也有恐慌带来的社会失序，还有极端情境下人性的善恶冲突。这类影片为我们展示出，大型的疫病和公共卫生事件就像火山口，潜在的社会矛盾和个体纠结都会像平日处于地壳深层的熔岩一样，借助这样一个出口产生巨大的破坏力。

　　相比于医务剧和纪录片，灾难类型电影触及了更多与疾病相关的社会议题。实际上，流行性疾病的暴发伴随着人类文明的进程，黑死病、天花、流感等带来的大规模社会衰退让人们至今记忆犹新。很多社会学和历史学的著作，如威廉·麦克尼尔的《瘟疫与人》和贾雷德·戴蒙德的《枪炮、病菌与钢铁》都涉及了人类文明与流行疾病之间的关系。历史学家们普遍认为，传染病既是人类社会不断发展，尤其是人口密度和全球化水平不断提升的结果，反过来也激发了公共卫生事业的完善和社会动员与治理方式的成熟。而电影则用一种极致化的想象力来直面人类历史上不断重现的灾难，来思考人类社会的应对之策。

　　除了社会性的话题之外，与疾病相关的电影也帮助我们更好地直面灾难带来的深刻苦难。即使不乏“主角光环”，灾难类型片的一个重要艺术任务仍然是对于灾难本身的深入刻画，尤其是对于灾难之下人的生离死别和极端情绪的近距离描摹与审视。灾难为电影的艺术力量提供了源泉，让观众因剧情而积累起来的情绪在最终秩序恢复的时刻得到释放与升华。这些成熟的影视艺术启发我们，在现实社会中我们同样需要直面与尊重每个牺牲；不回避苦难不仅是一种实事求是的态度，它也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看清现实，吸取教训，学会珍惜。

　　总之，对抗疾病不仅仅是个体生命的延续和科学技术的进步，而且也为社会和人文领域的自我更新、自我反思和不断进步提供了重要力量。它不仅给我们带来了现代公共卫生和医学，而且也影响到每一个社会成员对于自身所处的社会境况以及个体生命的意义与价值的认知。优秀的影视作品记录和分享了人类面对疾病时的全力以赴和理性抉择，既为社会提供了警钟效应，也一次次地确认和鼓励了同情、勇气、诚实和担当等社会正面价值。

　　（作者：梁君健，系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