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近年发展，中国舞剧的创作视野正逐步拓宽，观众与业界也愈加敏锐地审视着“舞”与“剧”的平衡。去年荣获荷花奖的《破冰》《雷雨》等作品，即在叙事复杂性与舞蹈本体表现力之间找到了全新的融合方式。
不过短短十余年，中国舞剧就从一门无人问津、“曲高和寡”的小众艺术，走入了更多观众的日常生活，成为演出市场上极为亮眼的、一票难求的文化景观。从题材和内容上看，近年来的舞剧新作愈发呈现出多样化的特征，有的将古典文化和地方民俗融入现代表达，有的则从宏大叙事中撷取动人片段。整体来讲，各个作品的舞台设计和舞美效果都日渐丰富，编舞上也常常信手拈来、兼容并包，共同服务于内容的传递。
与话剧、戏曲等其他戏剧门类相比，舞剧由于基础表意方式不同，其发展路径也相对特殊。在缺乏自然语言的情况下进行意义的传达，是舞蹈艺术由单纯的抒情性、仪式性表演成长为“剧”必须要解决的难题。如何用身体的动态、节奏与空间，去交代复杂的人物关系，或是曲折的情节转折呢？一代又一代舞蹈编导们在实践中持续摸索，交出了风格各异的精彩答卷；而中国创作者们在这十年之间的多种尝试，基于与不同题材、内容与美学追求的深度适配，也呈现出“舞”与“剧”的差异化路径。
舞剧之“舞”：
以身体之美写意传情
溯回到舞蹈戏剧的起源，初期的编排思路可以大致归为“扬长避短”，即选取情节简单的故事，以此消解内容上的理解门槛、充分发挥身体语言的感染力。
例如，最早诞生“剧目”的舞种古典芭蕾，基本没有在故事层面进行太多创新，多数取用童话、民间传说等既成故事中的人物情节作为蓝本，对其起承转合进行改编和简化。经典的《天鹅湖》《舞姬》《海盗》等古典芭蕾作品，整体剧情较为简洁明了，基本围绕少数几个主角进行，情节单元也相对单一。在结构剧目时，编导们往往在情节逻辑之外加入许多额外的插叙片段，让主要演员们一而再、再而三地亮相返场，进行长段的芭蕾技巧展示。作品中最亮眼的、最值得反复鉴赏的部分并不是对故事的讲述过程，而是演员们精湛的肢体控制。如果说这样编排逻辑下的舞剧是一串流光溢彩的珠宝项链，那么各个舞段即是一颗一颗镶嵌其上的宝石，情节则是串联宝石的线，在文化色彩层面起到相对简单的背景作用。
或许因为当代中国古典舞的身体范式、训练模式都深受古典芭蕾影响，类似轻故事而重舞蹈的戏剧逻辑，在中国舞剧中也多有应用。十年前便获得市场成功、如今还在年年巡演的《孔子》，即是一个极为典型的案例。它用传记的方式，选取了孔子这位中国人耳熟能详的思想家作为绝对主角，利用古典舞的身韵去讲述其大致的人生经历和思想主张。其编排特点在于，舞段的独立性、完整性较强，叙事性则相对较弱，情节单元和情节发展较少，段与段之间依据人物的意识活动进行简单链接。全剧内容可以分为“实”与“虚”两个部分，现实是奸佞当道、难民在苛政下苦苦求生，幻境则是孔子理想中政清人和的大同社会。无论哪个部分的叙事，大多采用场景化的铺陈展现，不进行前因后果的详细阐释。
舞剧对“孔子”这一人物的塑造，主要依靠《启程》《进谏》《嗟来之食》《幽兰操》等片段来完成。编导在编舞中加入大量的跳转翻、剑舞等古典舞基本范式，以此展现孔子心怀天下的人格特质，将哲学性、文学性的内容用古典舞的程式化方式转译出来。其他的知名片段如“妃”的《熏香》《问政》《玉人》，男群舞《传道》，女群舞《采薇》《棠棣》等，无不贯彻着精心编排的复杂舞蹈符号。“妃”与“公”在《问政》中双人舞的托举与抗拒，即是人物关系权力博弈和情感纠葛的展现；而其后的《玉人》，又通过水袖、鼓以及背景音乐中清脆的玉石之声，共同烘托出孔子对于“君子之德”的设想与憧憬。
历经12年再回望，《孔子》毫无疑问是开启中国舞剧市场化的第一座里程碑。整部舞剧的动作设计贯注着古典韵味，用高度程式化的象征性舞蹈语汇，描绘出一个立体的、充满假定性的舞台时空，将日常生活经验升华为超越现实的审美意象。对于许多观众而言，这部作品让他们深深领略中国古典舞之美，了解到舞蹈原来可以不只是晚会中的背景陪衬，还可以在传情达意中展现独特的艺术魅力。
时至今日，许多作品还在沿用类似的情节编排模式，即以人物为核心、以舞蹈本体为核心，借意象化的场面组接与情感脉络推动作品演进。在相对简单刻板的故事情节中，编导们往往利用幻境式、回忆式的舞段，通过反复闪回的风格转变去增加舞台的丰富性。这一模式的核心优势，在于使舞段得以保留身体表达的纯粹性、抒情的完整性与形式层面的独立审美价值。舞蹈无需沦为情节的解释工具，而是以肢体营造意境、塑造人格，真正践行了“舞蹈之为舞蹈”的艺术自觉。
但它的潜在创作风险同样不可忽视。若过度拘泥于此模式，易滋生对戏剧整体结构与剧本深度的轻慢。长此以往，一些作品容易陷入“有佳句而无佳章”的困境：局部舞段或许颇具亮点，整体却缺乏扎实的情感积淀、合理的人物动机与令人信服的戏剧张力，最终呈现为“舞”强“剧”弱的状态，难以在观众心中留下持久共鸣与深层触动。因此，如何在传承这一美学传统的同时，深化戏剧内核、精进叙事智慧，让“舞”与“剧”真正达成水乳交融的共生关系，仍是当代舞剧创作需持续探索的关键命题。
舞剧之“剧”：
以戏剧之力重构叙事
除了以“舞”为先的创作之外，2010年代的中国舞剧亦可见一种反向的“戏剧”探索。一些编导不再让戏剧结构迁就舞蹈段落，而是以“剧”作为生发的核心，让舞蹈服务于一个更具张力、更贴近当代观众接受心理的完整故事。
在此转向下，编导们尝试将影视化的流畅叙事和戏剧表演中的肢体语言融合到舞剧编排之中。其核心目的是构建情节更密集、人物关系更复杂的叙事结构，让舞剧的“剧”得以真正立起来，完成更为复杂的社会历史内容讲述，与更细腻的人性描摹。
在这条以“剧”为主的探索路径上，首演于2018年的《永不消逝的电波》作出了优秀的尝试。它问世的七年间，完成了“开创市场先河、引领时代审美”的巨大成就。其革命性首先体现在其叙事方式的彻底转向，编导大胆摒弃了以舞蹈为绝对核心的叙事传统，转而全面借鉴影视艺术的蒙太奇、分镜与剪辑思维，在舞台设计和调度方面作出了极大突破。
剧目开场，没有传统的舞段亮相，取而代之的是角色定格的追光与身份字幕。其功能近似于一部谍战题材电视剧的片头人物介绍，瞬间将观众拉入一个清晰可辨的叙事时空。剧中频繁运用的时空并置、记忆闪回、场景快速切换，均通过灯光分割、挡板移动等舞台调度实现。除了报社、旗袍店、李侠家等主要故事场景外，舞台上还展现了角色们的行动路径，于移步换景时悄然完成情节和场景的切换，在各个情节单元之间添加上了丰富详尽的前因后果作为过渡。
这种叙事方式的转变，使得舞剧的起承转合不再完全依赖肢体动作的隐喻。许多处直观的戏剧表演承担了最重要的表意模块，如李侠与兰芬的双人互动中程式化舞蹈动作整体较少，其情感脉络的塑造贯穿在许多个真实的生活细节之中。两人携手同行、日久生情，于铺被子、递手包、包扎伤口等日常动作中达成情感的深度连接。再如“追捕”段落中，被捕的共产党员们戴着手镣脚镣艰难前行，他们并未完成一整段大开大合的舞蹈，而是仅凭伤痕之下坚毅的神态，就能将对于革命的坚定信仰传达到位。观众无需费力解读舞蹈动作背后的象征意义，便能像观看一部电影般，轻松跟随主角们参与惊心动魄的谍战生涯。
由于无需唱念做打，无需在超出生活的艺术语言中重塑人物形象，舞台上的真实性甚至在一些时候超过了假定性，这也是《永不消逝的电波》感人至深的一大原因。其中的“人”，穿着打扮、面部妆容，看起来似乎都与生活中无异，更好代入也更好共情。从这个层面上说，作品的核心魅力从“舞蹈之美”转向了“戏剧之美”与“氛围之美”。首先吸引观众的是紧凑的剧情、鲜明的人物和紧张悬疑的舞台氛围，舞蹈则作为增强感染力的重要手段之一融入其中，点缀在情感高潮的各处角落。这使得那些对舞蹈艺术感到陌生甚至畏惧的观众，能够毫无障碍地进入作品，完整感知到其中的动人之处，首先作为一个“戏剧观众”获得满足。
《永不消逝的电波》所践行的这条“消解舞蹈符号、强化戏剧真实”的路径，最终在受众端收获了巨大的成功。它使得欣赏舞剧不再是一项需要专业预备知识的活动，而是成为一种大众化的文化消费体验。与此同时，由于戏剧部分、舞台部分的增加，舞蹈的身体强度和技巧性相对下降，剧目的巡演对演员体能的消耗得以缓解，实现了“输出端简化”。这两者结合，为作品的长线运营和市场扩张提供了坚实基础，其上演数百场乃至近千场的市场奇迹，正是这一策略成功的明证。近年来已经达成“破圈”的几部市场大热作品，几乎都具有类似的思路特征。
当然，轻舞蹈编排的缺点在于，舞蹈在剧中几乎丧失了作为独立表意语汇的作用，而成为了戏剧中的一个点缀，成为了和音乐、舞美并置的一个编排要素。舞段相对缺少象征，从起承转合的过程变成了既定状态的反复，导致舞蹈本身的独特魅力在全剧中难以充分体现。业界与观众所提出的“含舞量”质疑，也是很多走这一路线的作品应该继续深入思考改进之处。
合流与新生：
身体与情感的共鸣
与文学、音乐、美术等艺术门类相比，舞蹈的最核心优势即在于以身体为媒介的情感传递。无论是“舞”路径中高度凝练的象征程式，还是“剧”路径中的复杂叙事与生活质感，最终皆需回归一个永恒的命题：如何让那些跨越时空的悲欢、宏大与微小的命运抉择，真正触达台下的每一双眼睛和每一颗心灵。
纵观近年发展，中国舞剧的创作视野正逐步拓宽，观众与业界也愈加敏锐地审视着“舞”与“剧”的平衡。去年荣获荷花奖的《破冰》《雷雨》等作品，即在叙事复杂性与舞蹈本体表现力之间找到了全新的融合方式。中国舞剧的持续生命力，或许正蕴藏于这种自觉的融合意识之中——既不因循于单纯炫技的“舞”之窠臼，也不止步于模仿影视的“剧”之表象，而是在深刻理解身体叙事独特魅力的基础上，不断探索“舞”与“剧”更深层次的化学交融。唯有如此，舞剧才能不仅成为视觉的盛宴，更成为承载当代情感、凝聚集体共鸣的动人艺术。
（作者：张劲羽 单位：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