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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歌剧创作的三个趋势
2025-10-29 10:23:10来源:光明日报编辑:刘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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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歌剧《党的女儿》剧照 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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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歌剧《李清照》剧照 资料图片

  歌剧作为一门综合性艺术,善于抒情,具有崇高、宏大、深刻的美学特质,是最能表达时代精神面貌的艺术形式之一。近些年,中国歌剧新剧目不断涌现,进入自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以后的又一个创作高峰。回顾歌剧在中国的发展历程,如何让这门几百年前诞生于欧洲的综合性艺术在东方舞台大放光彩、讲好中国故事,一直激励着中国歌剧人不断探索。

  建立独特的美学风格

  近年来的民族歌剧创作逻辑,除了延续经典民族歌剧优秀传统,坚持着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外,更是在叙事、音乐和舞美等方面,走出一条守正创新之路。

  革命历史题材民族歌剧创作,体现出对英雄人物的塑造层次更加丰富立体的趋势。如《党的女儿》在刑场片段创新融入长达8分钟的咏叹调《万里春色满家园》,给予主人公抒发内心情感的充足空间。这一唱段有层次地传达出“党的女儿”田玉梅对死的无所畏惧、对敌人的愤恨、对家乡的依恋、对光明的憧憬、对悲苦岁月的追忆、对女儿的不舍等复杂情感。又如《沂蒙山》通过海棠、林生、孙九龙等多个角色的命运交织,构建起一张多层次的叙事网。剧中,无论是夏荷怀抱婴儿牺牲、孙九龙慷慨赴死,还是林生与敌人同归于尽、小山子主动引敌的情节设计,都使革命叙事在保持史诗厚重感的同时,又渗透出真挚的人性温度。

  在音乐语汇上,民族歌剧勇于探索,运用更具有系统性的音乐重构法,取得可喜效果。如在《沂蒙山》中,山东民歌《沂蒙山小调》作为核心音乐素材,被拆分化用在多个篇章,让剧中人物的情感更具层次感,也为人物增添了地域特点。在《映山红》的序曲以及《送亲人》唱段中,器乐与声乐结合得极为紧密,营造出极具震撼力的悲剧效果;独唱《你在家乡等我回来》、红军大合唱《告别亲人》更是形成了既有民族底色,又有大交响色彩的声音空间。新创作的《冰山上的来客》,将原歌剧与经典同名电影的音乐融为一体作为该剧的整体基调,其中经典的四声部重唱《今夜没有星光》,根据不同情绪,采取调式转换、弹性节奏的不同处理,让四个不同的声音在这部戏中穿插往复,营造出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传统歌剧多为写实布景,当下作品则更加注重综合运用舞台科技,打造意象化舞台。如国家大剧院版《洪湖赤卫队》舞台整体被塑造成一艘船,幕布作船帆,数根十几米长的缆绳从台口自上而下延伸至观众席。当序曲响起,四名赤卫队员在观众席用力拉动缆绳,大幕“船帆”向上卷起表明这个故事发生在洪湖岸边。舞台顶端也不是常见的沿幕条,而是巨大卷轴形成的一波又一波的天空,舞台地面则是运用投影呈现的一浪又一浪的湖面,营造出“千里洪湖、荷田深处”的意象。《李清照》在舞台设计中则融入宋韵美学,采用动态雨幕、水景及灯光投影构建出诗意空间,将李清照的诗词意境、人生境遇与内心情感进行了视觉化的“转译”,构建了一个流动的、充满诗性精神的戏剧空间,真正达到“人、词、景”的统一。

  当下民族歌剧创作更加追求具有美学深度的艺术建构,通过叙事结构的重构、音乐语汇的系统创新、舞台美学的意象表达,逐步建立起独特的艺术表达方式。

  本土视角更凸显文化自觉

  早年,曾有西方创作者借用中国元素创作歌剧作品。比如,意大利作曲家贾科莫·普契尼在《图兰朵》中用《茉莉花》旋律作为背景音乐以打造东方色彩,法国思想家伏尔泰曾基于中国元杂剧《赵氏孤儿》的故事,创作了五幕悲剧《中国孤儿》,用东方故事外壳包裹启蒙思想内容。随着歌剧艺术在中国的发展成熟,越来越多的创作者运用本土视角,讲述自己的故事。这种探索,绝非仅将中国文化作为一种元素融入创作,而是走向了对文化基因的深层编码,体现出的正是中国歌剧创作的文化自觉。

  2011年国家大剧院版《赵氏孤儿》是把西方交响乐同民族大戏有机结合的代表之作。歌剧将创作视点聚焦于中华民族“舍生取义”的传统精神,在剧情设计上凸显对人物内心的刻画,营造戏剧冲突。音乐上将中国传统音乐的五声调式和半音阶融会贯通,以宫、商、角、徵、羽为核心的五声调式,天然带有一种东方的、古朴庄重的气质,为这部源自春秋时期的悲剧确立了深厚的文化基调和鲜明的民族身份。半音阶是西方歌剧音乐中表现复杂情感、内心冲突和戏剧紧张度的利器。它的介入打破了五声调式相对和谐、平稳的音响空间,精准地刻画出程婴在巨大伦理抉择下的痛苦、纠结、恐惧与牺牲精神。如剧中的主题音乐《摇篮曲》,运用《诗经》“重章叠唱”复沓的手段手法,既保留东方韵味,又契合当代审美。

  这种创作转型在广州大剧院制作的《马可·波罗》中得到进一步延伸。该剧以马可·波罗沿着丝绸之路来到古代中国游历为情节主线,五幕中西洋古典音乐、西域音乐、江南丝竹、蒙古族呼麦4种音乐风格相结合,呈现出层次之美;又将全剧的大情大爱浓缩于高潮咏叹调《自己有未来,他人有明天》中,呈现出中国传统文化和合共存的理想追求,向世界传递了美好的愿景。

  当代歌剧创作的文化自觉,还体现在回应时代诉求、服务当代社会上。如《林徽因》没有停留在表面的传奇故事,而是深入挖掘了以林徽因、梁思成为代表的中国知识分子群体的精神世界与人生价值。以人生选择与文化使命为主线,再现了林徽因夫妇在留学英美后,回归祖国,探访佛光寺、应县木塔等中国传统建筑的不懈探索。剧中林梁二人跨越东西,带着世界的眼光重新发现和守护民族的文化瑰宝,体现出知识分子应有的使命担当。

  可以说,当下的中国歌剧创作,并非对西方艺术的简单套用,而是在互鉴中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新表达。

  传统性与实验性共生

  当代先锋实验戏剧已经突破形式创新的表层追求,深入艺术本体的哲学解构。中国歌剧创作也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尤其体现在对现代文学经典作品的改编上。

  以鲁迅文学改编为例。《伤逝》在1981年率先叩开文学经典歌剧化之门,二十余载后的2024年第二届北京室内歌剧季中,五部鲁迅文学改编的新作面世,它们已不仅是对原作的简单复刻。导演易立明用音乐戏剧化地表现炽热的情感,在由大华电影院改造的剧场里,观众穿梭于七个镜像空间中,如同在鲁迅构建的宇宙迷宫中穿行。作品中,琵琶与电子音效激烈碰撞,演员如潮水般环绕观众席涌动,这种对传统观演关系的解构,将观众拖拽进思想的风暴眼。如根据鲁迅《故事新编》中的短篇小说《出关》改编的《老子出关》,其舞台像一座时空折叠的装置艺术馆,当头戴鸭舌帽的老子怀抱破旧布鞋登场,五声音阶在保温杯与算盘的碰撞声中支离破碎。散落舞台的共享单车与老式算盘构成荒诞的互文,电子屏幕上滚动着实时股市数据,与吟诵《道德经》的苍凉男声形成刺耳对位。这种古今错位的舞台语法,构建出强烈的批判性对话时空。

  中国歌剧的先锋实验像是一场跨越时空的文明对话,不再将讲故事作为唯一目的,而是对思想碎片进行拼接,不断重建艺术和现实的对话途径。《雷雨》把周公馆客厅变成流动玻璃迷宫,四凤的一段咏叹调在这样的声场中不断反射、变形,隐喻了命运的循环与人性的扭曲——这种空间与声音的“复调”,将剧中封建家庭的悲剧性冲突,映射到精神压力、代际困局等议题,引发观众对亲密关系中权力规训、情感异化的反思。《骆驼祥子》以液压机械使黄包车由观众席疾驰而过,并留下深深的车辙印,利用“空间意向”的手法,用黄包车的轨迹映射出祥子的挣扎。《狂人日记》,通过谵妄独白和电视新闻播报的蒙太奇手法,将个人狂傲无依的状态展现得淋漓尽致,反思现代社会中“他者凝视”对个体真实体验的吞噬,以及沟通失效背后的深层孤独。

  中国歌剧通过构建独特美学风格,在艺术互鉴中创新表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观照现实生活,在传承东方韵律基因密码的同时激发出震撼当代的音响。这不仅是艺术创新,更是文化自信的充分体现。

  (作者:桂 楠,系中央戏剧学院歌剧系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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