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钧：广场舞令我崩溃，摇滚歌星不要被憋死(图)

　　▸没毛的藏獒

　　郑钧完全是这个项目的掌控者。一开始，他的目标就很大，要做一部能杀到全世界市场的动画电影，他相信动画没有地域、语言上的隔阂，可试。怎样才能卖海外？通常，发行商都会认这个电影是谁做的。所以，必须请有影响力的导演。

　　去好莱坞找人，其实没有那么容易。制片人王晓梅透露，最早谈过《罗密欧与朱丽叶》的导演，也谈过《快乐的大脚》的导演。“好几个好莱坞大片的导演都谈过，有的就直接回绝，说你们预算太少，做不了。有些比较客气，说这个项目不适合我。”

　　《玩具总动员2》导演艾什-布兰农也并非首任，找他的时候，他正在做另一个项目，没时间。“我们找到一个迪士尼的导演，做了半年感觉不对，把他换掉了。他做的东西偏成人，做出来的形象很像老的摇滚歌星的范儿，我们想做合家欢。有一段时间，我们没导演，那就先找编剧写故事，看能不能用更好的故事吸引到导演。”

　　一段时间之后，有人说艾什闲下来了，王晓梅就带了美方的执行制片人去找他。“他不知道这个项目能不能很好，说先以顾问的方式参与，结果来了没几个月就爱上，全身心投入，跟了四年。”艾什说，好莱坞做动画片非常格式化，哪些笑话好笑就用哪些点子。《摇滚藏獒》是一个中国故事，写梦想和激情，给了他很多创作空间，他愿意接受这个有些挑战的事情。

　　电影刚启动的时候，还宣布了写过《花木兰》、《玩具总动员》的编剧丽塔-海斯奥和《功夫熊猫》、《赛车总动员》的艺术总监布克-里维斯加盟，但这两个人最后都被炒掉了。丽塔磨合了半年多，但是大纲迟迟不到，创作团队等不下去。后来又找过两个编剧，有的写的太长，有的写的不够精炼。最后导演艾什重写一稿。

　　布克受邀做原画创作，他还想导这部戏。“我们商量他没有做长片的经验，没答应。我们很谨慎，让他做顾问，签短期合同，三个月。这个过程学习了很多，其实签一个人不能签太久，签了你就得给人家钱。可以签一个星期，不行，你走。后来还找过各种新的老的画师，还有日本的。也找过《冰河世纪》的画师和《驯龙高手》的画师，但是人家不给我们画，因为跟梦工厂有约。”

　　执行制片人先是一个女性，王晓梅通过朋友认识她，她是一个艺术家，多才多艺，又能写又能拍。“但是做着做着不对，我们把她开除掉。我们像好朋友一样相处，但是不合适的时候忍痛做这个决定，他还挺埋怨我，我们就是一纸律师函，她说你为什么不跟我聊聊。”后来接替的是David B. Miller，一个非常有激情的人，在电影快要做完的时候，他不幸去世了。

　　因为种种尝试，《摇滚藏獒》前期开发的成本很高。郑钧一开始给这部动画定的预算是3000万美金，王晓梅后来说是4000万，到完成，差不多花了6000万。这其中，有20%都花在了前期开发上，也就是纯砸钱但看不到货色的阶段。郑钧说，好莱坞都是按规矩办事，比如要请《花木兰》的编剧丽塔-海斯奥，就必须给100万美元。

　　波弟是一只摇滚狗，在漫画里是有毛的，但是动画里他穿上了衣服，戴了头巾。因为，在动画里做毛发难、贵，为省钱只能这样。另外，还要刻意避免出现关于水的场景，因为这也是很花钱的制作。好莱坞是一个不将就的地方，不做到品质不给交活儿，所以在不到好莱坞大片厂动画一半的预算里，导演必须接受这种妥协。

　　即便如此省着，钱的问题还是让王晓梅们提心吊胆，生怕资金链断裂。

　　最紧张的时候，团队坚持过八个月不发薪水干活，包括美国的团队。后来，辛亏找到华谊接手，加上时代天骄的投资，又得以继续。但到后期制作，资金又出问题，因为当初签约的那家制作公司答应投一笔钱才成为合作伙伴，但因为自家上映电影，突然没钱退出。这样煎熬了半年，最后华谊又站出来追加了投资。

　　▸反广场舞大使

　　郑钧小时候父亲去世，成长在单亲家庭，有一个哥哥。他从小学画。从初中开始，家人让他认真选择人生方向，正经学习。大学上的是杭州电子工业学院工业外贸专业。但是他迷上了音乐，选择退学，准备去美国学习。

　　待拿到签证后却提出放弃，想去北京当歌手。所有人都反对，只有哥哥郑鹏告诉他，去吧，实在不行了回来开出租。这段对话被郑钧换了一种方式写进《摇滚藏獒》里。

　　其实，波弟的人物原型就是郑钧自己。他是一个生活在雪域高原的藏獒，他的父辈都是雪山村庄的守卫者，本来应子承父命，当一个保安。但一个偶然的机会，天上掉下来一个收音机，他听到收音机里一个摇滚歌星的歌，喜欢上这种让人欲罢不能的音乐，跑到城里去追寻梦想。

　　波弟单纯、善良、激情。但所遇到的城市人，多数身上满是功利、冷漠。而那个启发过波弟，让他想拜师学艺的猫王Angus，是一个把自己包裹在奢华物质生活中，被名利和焦虑缠身，浮夸、虚伪、做作的摇滚巨星。

　　他是郑钧骨子里反对成为的那种人。郑钧所理解的摇滚精神，是改变自己和改变这个世界的勇气，是要蔑视权威和蔑视重复的生活，而不是在无聊之中求安稳。

　　“演一个别人期待我扮演的摇滚歌星是很容易的事，我可以装自闭症，给你装的特别文艺范儿，让你觉得特别好，让你继续听我的歌，但是对我没有意义。人生最大悲剧就是重复，当了歌星这一辈子你就出唱片、宣传、演出，扮演一个摇滚歌星。歌迷期待偶像活在他们期待的状态之中，但问题是你的偶像也是人，他也要吃饭、上厕所。你期待你的偶像不拉屎但那样他会憋死的。所以不管那些你曾经热爱的摇滚歌手他们成仙了或者干嘛了，那是他们的选择，只要他们快乐就好，不希望他们被屎憋死。”

　　做电影，除了热爱，除了对重复生活的一种反抗，郑钧还有一个听上去更伟大的理想，他觉得中国的孩子太可怜，看的都是日漫、美漫，以及国内那些经常充斥着暴力等不美好元素的东西，他要做给自己孩子看的，有好的价值观的东西，并且要把这种价值观输出到海外。

　　“动画片对孩子的影响最大，是极其可怕的东西，洗脑的东西，我要给他们先洗起来。”

　　他在电影里植入了许巍的《蓝莲花》和朴树的《那些花儿》。不仅仅是因为喜欢这两位歌手，还希望影响一下来看电影的中国孩子和年轻人的品味，让他们除了广场舞之外也能听到他认为有价值的歌。

　　“我们家阿姨经常趁我不在的时候给我儿子放各种不靠谱的广场舞，我儿子唱出那广场舞我就崩溃了。小孩儿会被洗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