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丘，你看，多么蓝的天，走过去，你可以融化在那蓝天里，一直走不要朝两边看，明白吗？杜丘。快，去吧！”这是一段在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经典台词，出自日本电影《追捕》。主角杜丘的高领风衣与蛤蟆镜，曾经在全中国掀起模仿热潮，主演高仓健也一举成为中国最受欢迎的日本影星之一。而将高仓健和杜丘融为一体，创作了这部经典电影的幕后功臣，正是导演佐藤纯弥。

　　2019年2月9日晚11点，佐藤纯弥因多重器官衰弱于东京都内的家中去世，享年86岁。

　　佐藤纯弥1932年出生于日本东京都，东京大学文学部毕业后，进入东映东京摄影所担任助理导演。1963年，在揭露帝国陆军矛盾的影片《陆军残虐物语》中首次担任导演，随即荣获蓝丝带新人奖。1973年创作的《追捕》在中国引起巨大反响。其代表作有《人证》《新干线爆炸案》《敦煌》等。

　　三年前，佐藤导演查出患上消化系统疾病，由于本人主张自然地面对生老病死，希望保持普通人的生活，因此拒绝住院治疗，一直在家中疗养。1月19日，他还曾在东映出席老友举办的麻将大会，但2月9日健康状况突然转差，在亲人的陪同下与世长辞。

　　曾不知《追捕》在中国引起巨大反响

　　《人证》主题歌《草帽歌》风行一时

　　佐藤纯弥导演被誉为“沟通中日的桥梁”，而这座桥梁的桥基，则非《追捕》莫属。

　　1976年，德间书店旗下的大映电影公司推出了改编自西村寿行同名小说的电影《你跨越愤怒的河流》。原著是德间书店自家出版的畅销书，拍摄这部电影属于捆绑式销售的商业运作。导演原定为山本萨夫，但因档期问题，山本萨夫请辞并推荐了佐藤纯弥。

　　当时的佐藤刚刚脱离东映电影公司，手下甚至还没有一个属于自己的拍摄班底。主演高仓健和中野良子也正处于渴望独立门户和拓宽戏路的阶段，因此背水一战是几位主创人员的共同心态。遗憾的是，《你跨越愤怒的河流》在日本公映时并没有获得多大反响，日本国内的票房年终排名第18位，虽没有亏本，但也没有赚钱。甚至有评论家毫不留情地批评它破绽百出的情节和不合情理的人物形象，以至于某些参与后期制作的人员多年后都记不起还曾经拍过这么一部不起眼的作品。

　　然而，时代的浪潮将这部注定成为传奇的电影推上了历史的舞台。1978年10月，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为出席《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仪式访问日本。为了祝贺访日圆满成功，促进中日友好，当年年底在中国的八个城市举办了“日本电影周”。其间放映了三部日本电影，其中就有更名为《追捕》的《你跨越愤怒的河流》。这是“文革”后第一次公开放映来自资本主义国家的最新电影，《追捕》也成为改革开放后我国引进的第一部日本电影。

　　《追捕》在中国一经上映就掀起了一股接近于社会现象的狂热风潮。高仓健、原田芳雄、中野良子的发型及服装瞬间成为流行的风向标。有不少人反复看这部电影不下几十遍，只要一听到哪里要上映《追捕》，即使要走十里八里也要赶着去看。我国知名导演张艺谋曾经描述过那时的盛况：“一张巨大的银幕在野外立起来，不光银幕前的‘一等座’被近万人占据，还有几千人在银幕背后看翻转的影像。”

　　当时还出现了以这部作品为噱头的相声《下象棋》。讲的是《追捕》的狂热影迷在日常生活中处处活学活用该片台词，闹出来一连串笑话。这一相声的大受欢迎也侧面如实反映了电影是何等深入人心。根据1999年进行的调查数据，中国人当中大约有八成人观看过《追捕》这部电影。

　　主演高仓健自不必说，其高大威猛的硬汉形象从此刻印在中国观众的心中。女主角真由美不惜一切代价追求幸福真爱的大胆表现也令人们如痴如醉。除了主演的优异表现，影片中无辜的检察官杜丘摆脱警察的追捕，力证自己清白的故事情节给观众带来的共鸣，以及呼唤真诚信任、讴歌人生真谛的时代主题，都是这部电影在当时广受中国人民喜爱的原因。

　　佐藤纯弥导演当时完全不知道《追捕》在中国引起的巨大反响，还是两年后从好友高仓健处得知此事。他激动又兴奋，深深感受到了电影是可以超越语言文化和一切障碍的，是可以促进交流的工具。

　　不过，1981年，佐藤导演也亲身体会了一次神奇的《追捕》效应。彼时，他正与剧作家安倍彻郎先生一同访问中国。回国前专门去了北京的王府井大街买特产，碰巧休息日买东西的人很多，很难靠近卖场的柜台。因为临近航班起飞赶时间，翻译不得已对周围买东西的客人大声说道：“这位是《追捕》的导演佐藤纯弥先生，麻烦让一让！”闻言，面前熙熙攘攘的人群迅速分开了一条通道。对此两人感慨不已。

　　随着中日关系的回暖，《追捕》成为全民话题的第二年，更多优秀的日本电影引进到了中国。其中包括佐藤纯弥导演另一部广为人知的作品《人证》。

　　为祝贺大平正芳访华成功，《人证》于1979年10月起开始在中国各地陆续公映。与《追捕》不同，《人证》讲述了一个颇具人情味的悬疑故事，已然成为社会名流的女主角为了掩盖曾与驻日美军结婚生子的履历不惜亲手杀死千里迢迢从美国赴日寻母的亲生儿子，深刻剖析了不同种族之间面对亲情的尴尬人性。这部电影不仅在中国引起了轰动，也是上映当年日本本土十大最卖座电影之一。

　　《人证》比《追捕》更具有国际范儿，繁华的都市风光、追车枪战目不暇接。电影开场是一个个长长的时装秀场面，眩目的镭射灯光照射下，从T型台深处款款走来身着绚丽服装的黑人模特儿们，大多数中国观众是通过电影里这个场面才有了第一次时装秀的视听体验。

　　尤其是山中城演唱的主题歌《草帽歌》风行一时，“Mama, do you remember”的旋律响彻大街小巷。这首歌的英文歌词翻译自西条八十的诗作。巩俐当年投考中央戏剧学院，口试时朗诵的就是这段歌词。

　　而佐藤导演及一众导演执导影片的手法和技巧也极大地影响了那时的国产片，以及经历过那一时代的中国导演。70年代末，闪回、慢动作、变焦镜头、彩色黑白影像的并用、声画对位等技巧开始出现在很多国产片中，而这些技巧大多来自《追捕》《望乡》《人证》《生死恋》等日本电影。电影理论家邵牧君对《人证》中成熟的娱乐表达与闪回变焦等多样化的镜头运用表示赞赏。此外，《追捕》中的慢动作、非脸谱化的反面角色处理也引起了许多专业人士的关注。

　　在《一盘没有下完的棋》中

　　展现日本军国主义带来的苦难

　　在中日友好的气氛中，大量日本流行文化引进，合拍电影自然也就水到渠成。虽然在1979年，电影《天平之甍》就前往中国拍摄外景，并得到了中国电影界的协助，但是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合拍片是由北京电影制片厂和日本东光德间株式会社合作拍摄，于1982年在中日两国同时公映的《一盘没有下完的棋》，而执导这部电影的正是佐藤纯弥。

　　与《追捕》类似，最初的导演人选并不是佐藤，而是拍摄过《生死恋》和《白衣少女》的中村登。但不幸的是，他在筹拍过程中因患癌症突然离世。最后才确定由中国观众熟悉的《追捕》《人证》的导演佐藤纯弥执导。

　　该片以日本侵华战争中中日两国有名棋士之间的友情为主线，通过中日两个家庭三十多年的人世沧桑，悲欢离合，从个人无奈的遭遇和揪心的情节，描述了一场战争对人的命运的毁灭和内心的摧残，以及军国主义政策给两国国民带来的灾难和痛苦。

　　拍摄《一盘没有下完的棋》是“中日邦交正常化十周年”纪念活动中的一项，因此获得了各方面的大力支持，然而影片的拍摄过程却是一波三折。先是因为在剧情主线和安排上的意见分歧，前前后后由三位剧作家编写了五稿剧本。开机后，由于影片的取景地过多，包括日本的横滨、镰仓、青森，以及中国的北京、苏州、无锡、上海等，剧组不得不花大量精力处理异国人员的入境和移动手续。而剧组人员和工作人员间语言不通交流不畅也给拍摄带来了极大的困难。

　　尽管面临重重困境，导演佐藤纯弥依旧以真诚的心投入到拍摄中。当时的报道称佐藤纯弥是一位“值得尊敬的、正直的、有才华的艺术家”，他在中日关系问题上态度很明确，认为日本侵华战争是一种罪恶，战后日本人民应当向中国人民进行最诚挚的道歉，以此得到原谅。

　　在他进入《一盘没有下完的棋》创作后，将他的中日关系态度也带入了影片创作中，并希望将其作为影片的主题。在剧本讨论会中，佐藤纯弥提出了两个至关重要的建议：一个是影片要以日本侵华战争为背景，故事的时间跨度需要压缩，主要展现中日棋手及其家庭在战争中遭受的苦难；第二个是以时空交错、倒叙穿插的结构展现故事。这个方案一开始在中方内部产生了矛盾，经过了多次讨论，最终因为佐藤纯弥作为一个日本导演，主动提出在片中展现日本军国主义给两国人民带来的苦难，修改方案得到了认可。

　　同时，在演员的选择上，佐藤导演也有自己的坚持。影片中有一位为了学习围棋前往日本之后成为著名棋手的角色阿明，大部分台词是日语。佐藤纯弥选中了当时出道不久也没什么名气的青年演员沈冠初。为此其他的工作人员忧心忡忡，担心沈冠初经验不足难以表现这一人物的精髓。但佐藤导演相信自己的判断：“请大家不要担心，上了大银幕效果一定差不了。沈冠初的演技经验尚浅，反应也有些迟钝，但是阿明这个角色的性格就是诚实而且有些木讷的，我觉得沈冠初用本色去演就对了。”果然如导演所料，将这些看似缺乏演技的片段串接起来后，一个不善言辞、朴实内敛的中国青年的生动形象在银幕上立了起来。

　　《一盘没有下完的棋》在中国受到空前的关注。相关报道及影评，仅《人民日报》一家，从1982年8月到9月间就刊登了20余篇。对这部表现“日本军国主义者不但给中国人民带来了灾难，也同时给日本人民带来了灾难”主题的影片进行了高度评价。同时也对制作团队中的日方成员，尤其是佐藤纯弥和德间康快积极提议在影片中加入揭露日军残暴行径的场面表示赞赏。

　　《一盘没有下完的棋》获得了当年日本《每日电影》奖和日本文化厅评选的优秀影片奖。在中国，则荣获1983年“金鸡奖”特别奖和蒙特利尔国际电影节金奖。

　　佐藤纯弥导演也对《一盘没有下完的棋》印象深刻，他在2014年接受央视采访时回忆道：“拍摄《一盘没有下完的棋》时，北京的工作人员一直非常亲切，受到了很多照顾。那是两国非常友好的时代，我也因此对中国产生了深厚的感情。直到今天依然如此。”

　　《敦煌》的拍摄极为艰苦

　　几乎囊括了所有日本电影大奖

　　1988年，《追捕》在中国上映十年后，佐藤纯弥导演又执导了另一部中日合拍片。与中方提出拍摄、具有历史反思意义的《一盘没有下完的棋》不同，这次拍摄的《敦煌》是一部商业电影，制作费用高达45亿日元。该作改编自日本历史小说家井上靖发表于1959年的同名小说，描述了宋朝年间，落第书生赵行德偶然认识西夏女子并决定探访敦煌的故事。出于对中国文化的兴趣和喜爱，由日本知名制片人、佐藤纯弥的老搭档德间康快牵头，与“八一厂”合作拍摄。

　　《敦煌》的拍摄极为艰苦，在进入外景拍摄阶段后，由日中双方人员组成的团队用了近半年时间，辗转于酒泉、嘉峪关、敦煌一带。由于要拍摄上万人场景的战争画面，当地的解放军指战员也作为临时演员参加了影片的拍摄。佐藤回忆道：“特别难忘的是拍摄军队在沙丘上列队出击的场面时，解放军的中队长跑过来对我说：‘导演，战士们没有我的命令是不会动的，您还是把扩音话筒交给我吧。’于是他拿起话筒，大声喊着‘上马’‘出击’，替我指挥着千军万马，非常有趣。”

　　此外，本来有些地方是不可以取景的，但大家听说佐藤是《追捕》的导演，给了他破例的照顾，拍摄期间多次得到了中国方面的大力支持，使得这部异国拍摄的大制作电影得以顺利完成。而日方的工作人员也尽一切可能获得拍摄许可，反复实验，保证照明灯光不会导致莫高窟壁画等美术作品褪色。

　　尽管辛苦，但是对佐藤导演来说，那是一段非常愉快的经历，他说：“在拍摄现场，有很多专业翻译被安排在导演、制作、摄影及美工等各部门协助工作。但有意思的是，经过了两个星期后，拍摄现场就几乎用不着翻译了。因为双方工作人员几乎都成了好朋友，只要一个眼神或者打打手势就能让对方明白自己的意思。想一想真是不可思议。”

　　《敦煌》于1988年4月和5月分别在东京、北京举行了试映活动，上映后在两国都叫好又叫座。在日本，该片几乎囊括了所有日本电影大奖的奖项，可称是井上靖小说改编作品中的巅峰之作。

　　一生共拍摄过39部作品

　　在片场会记住每个工作人员的名字

　　回顾佐藤导演与中国的渊源，始于《追捕》在特定时代背景下的现象级浪潮，颇有些阴差阳错的缘分之感，更得益于佐藤导演本人深厚的中国情结。在《一盘没有下完的棋》上映的次年，佐藤纯弥又带着影片《空海》到中国拍摄了外景。在1997年，佐藤纯弥还拍摄了以侵华战争期间北京猿人头骨遗失事件为背景的科幻影片《北京猿人，你是谁》，其中有著名华人女星王祖贤的出演。

　　而除却在中日两国文化交流上的贡献，佐藤纯弥本人亦是日本电影史上极具影响力的导演之一。他被评价为“匠人监督”，一生共拍摄过39部作品，从影时间长达55年，对待每一部作品都一丝不苟。他的作品种类与范围极广，在东映侠客片全盛时代拍摄了一系列警察与暴力团斗争的作品，如《组织暴力》，揭露了日本政界、财界与暴力团体的相互勾结，擅长把虚构的故事拍成具有强烈真实感和悬念的影片。1975年令其备受瞩目的《新干线大爆破》是一部以新干线为舞台的惊悚电影。而90年代的《走向未知的旅行人》和《北京猿人》则是极具梦幻色彩的科幻作品。同一时期，亦有《请拥抱我·吻我》这类关注艾滋病人的社会派作品。后期，以《敦煌》为首，他还大胆进行了《植村直己物语》中的北极及《俄罗斯国醉梦谭》中的西伯利亚等艰难的海外外景拍摄，被誉为“极地导演”。

　　佐藤纯弥性情温和，态度谦逊，在片场会先记住每一个工作人员的名字，布置任务和指导时都直接以名字相称，因此备受爱戴。拍摄遇到不顺利的部分，会首先反思自己，而一旦受到夸奖，便马上将其归结为工作人员的功劳，不拘小节也并不强势。他主张一部电影中只要将自己想做的事实现六成即可，这样才能以更加从容和客观的态度来看待自己的作品。

　　现日本演员协会理事长、曾经出演过《敦煌》的日本老牌演员在得知佐藤导演去世后追忆道：“现场拍摄时佐藤导演对待工作的态度、热情和温柔，给予了我众多可以指引一生方向的宝贵经验。从您那里得到的教诲，一直倾注在我的每一部作品中。感谢您带来众多优秀的作品。”

　　2018年11月，日本著名电影杂志《电影旬报》将佐藤纯弥导演在该杂志上的电影访谈集结成册发售，这本访谈录的名字是《电影啊，跨越愤怒的河流》，正是来源于电影《追捕》的原名《你跨越愤怒的河流》。可见，《追捕》这部作品在其心中的特殊地位。

　　佐藤纯弥导演在文化交流上的努力，在那个中日关系从破冰到转暖的年代，打开了两国民众认识对方的一扇窗。他的作品是一代人的回忆，代表了中日电影交流史上，最美好的一段时期。　（文/闫妍）